尊敬的刘茂才院长、各位领导、各位专家学者以及法律界和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。今天我们组织召开这个高峰论坛，对代孕与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理性的探讨。

　　为什么要组织开这个高峰论坛，是基于 2015年12月，在现行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基础上，修正案草案新增规定：禁止买卖精子、卵子、受精卵和胚胎;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。然而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时，多名委员建议，对于代孕不应一棍子打死，“禁止代孕”可改为“规范代孕”。代孕已成为比较重要的社会问题，值得我们好好的探讨和研究。

　　中国不孕不育率升高，代孕实际上是对不孕夫妇生育权的尊重，失独家庭、有生育障碍的家庭对低成本的生育技术有很大需求，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(草案)》于2015年12月27日获通过，此前颇有争议的“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”条款最终被删除。“禁止代孕”从拟入法，到被删除，其中折射出什么信号?是否表明“代孕”在我国会适度放开?

　　代孕的是与非，说到底是技术与伦理之争，是人性原则与技术原则冲突。这个一直颇受争议的社会问题，游走在道德与法律边沿。一刀切的禁止或放开，都存在巨大的、不可预见的风险。

　　前不久我们组织了对代孕产业链的调查，发现不少中介公司从事代孕生意，甚至有的打出“包成功，100万包生男孩”的广告。丰厚的利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代孕者和代孕中介加入，却很少有部门去管理。

　　从国外来看，不同国家、地区，文化价值观不同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，对待代孕的政策也不尽相同。印度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，允许代孕，而且是商业代孕，明码标价。出生率偏低的俄罗斯也允许代孕。在欧洲，英国允许的是“亲情代孕”，如姐姐替妹妹怀孕，母亲替女儿怀孕等，这种“非营利性代孕”，机构和个人不能以此谋取利益，国家对代孕有价格指导。法国也有类似的代孕指导价。美国国内对代孕也有很大的争议，目前有26个州允许代孕，但这26个州的代孕政策也各不相同。

　　国内代孕市场，事实上已经存在多年。早在2010年，广州一富商借助试管婴儿技术、找来两位代孕妈妈共产下八胞胎，曾掀起一轮代孕热议。近年来，中国富商海外代孕的新闻，也频现国内媒体。地下市场红火，说明供需两旺，存在是否合理，至少说明可以拿出来讨论。

　　先说放开。基于供卵、受孕、分娩集于母体一身，传统伦理中的“母亲”身份可以用“谁分娩，谁为母”的原则简单确立，而代孕母亲的出现，摧毁了这一古老法则，导致法律上的父母与遗传学上的父母分离，这一变化将对法律、伦理构成严重挑战。

　　再说禁止。分两种情况：有禁必止、禁而不止。对人类来说，生儿育女、传宗接代既是遗传需要，也是心理需求。有数据统计表明，我国约有15%的夫妻因各种原因患上不孕症,由于食品安全、环境污染、工作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这个比例还在不断扩大，钟南山院士曾预言“食品安全日趋严重，50年后广东的大多数人将丧失生育能力”。不孕不育不仅威胁到家庭生活的各个层面，也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和谐，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。对于那些热爱孩子而又不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(哪怕与自己有一定血缘关系)的夫妻来说，不孕是不可言喻的痛。当技术上可以帮助圆梦，最终又因禁止而好梦难圆时，那种痛更夹杂了一份绝望，这是有禁必止之苦。

　　禁而不止又会如何?显然，正规医院不让做，业务就转到了地下产业链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从事代孕的机构大大小小共有300多家，如何杜绝代孕潜在的风险?如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?这些都值得探讨。

　　代孕的是与非，说到底是技术与伦理之争，是人性原则与技术原则冲突。当人性与技术相抵触，必须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，才能取得最大公约数，实现效用最大化。必须承认，人性是至高无上的，生命神圣、人类尊严、自然权利等等，而技术只是助益于提升人的精神价值。辅助生育技术并非今天才出现，譬如试管婴儿技术，人们从最初的普遍反对到今天也慢慢地接受了它。代孕技术也一样，其正面效用应该得到合理利用，使之增进人类福利。